刚出道时年少无知，随便进了深圳一个社工机构，对世界有诸多不满，还血气方刚地跟着老员工一起闹维权，赔了一笔五险一金。当时觉得特别酷。后来其他机构的社工把阵仗搞到市里去，结果上头传达精神下来，让整个行业补齐社工权益。本以为会普天同庆，不料如此一来，大家到手的钱少了，反而埋怨起这帮搞搞震的家伙。

经过这件事之后，我开始逐渐收敛张狂和棱角，思考人生，思考使命，思考这个行业。三生有幸的是遇到了一位有着二十几年经验的资深香港督导，引领我走过涉世之初的这段幼稚青涩岁月。引用我一个前老板的说法：当你见过什么是好的，再看到其他不好的，也不会被误导带偏。

香港督导撤走之后，我跟了那个前老板做NGO，我所说的NGO是指没有政府购买的那种机构。一个机构就我一个社工，一个行政和一个老板仨，老板带我们去红色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大山里面服务留守青少年，坐了火车转汽车，盘山公路能把我们颠得七荤八素的，实在顶不顺，后来还是辞了。

只是我的受虐体质依然喜欢招惹受虐的工作，又进了一个服务残障人士的NGO，正值创业初期，从早忙到晚，什么活都干，又永远干不完，还天天被老板训。最后觉得失眠也挺好，反正睡着了也是做被训的噩梦。

她的房子可是超级漂亮的小复式。不结婚无子女又有什么关系呢，可以和“折翼天使”们住一起呀，老了还可以去（天主）教会接受供养。

后来我实在顶不顺，又双叒叕辞了。但是现在回顾这段经历，却发现这是我成长最快的时期。也让我见识到了世上还有这样的人，有这样的信仰，愿意做这样的牺牲。受这些多元化思想的启蒙，我去寺庙住了三天，天不亮就起来跟高僧打板上殿，吃斋念佛，这是题外话。

如今辗转来到广州，感受了广州社工服务的踏实氛围，体会了“广州社工服务好，深圳社工管理优”的传说。之前不理解不认可广州一个大街道一个大家综的服务模式，推崇深圳一个小社区一个小中心，也慢慢明白了区域越大，能整合的资源越多，只要运作得当，并不失为一种良好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