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何胜洋，一个中性的名字，求学期间一直被老师误认为我是一个小伙子。我还有个略显矫情的名字，老师同学都宠溺地称我小瓜或者瓜瓜。而“瓜爷/瓜总”则是我“行走江湖”的名字。

我是一名刚大学毕业不久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，胸口挂着个“勇”就进入社会，对未来充满期待与紧张，同时对个人成长有着迫切的渴望。我是我们班为数不多仍然在做社工师的其中一个同学。

我身上的label不多，大概就是“老广”、“八卦”、“长得像小正太的大佬”、“打死也不穿裙子”、“老说不想结婚生小孩”和“queer”，总结起来就是一个矛盾集合体吧，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边缘群体，从小到大一直被主流文化拥护者（家里的长辈们和老师们）精神轰炸。

慢慢地意识到，这个社会会用各种各样的条件，如你的年龄、性别、性取向、样貌、身高、家庭背景或仅仅只是你说话的口音来告诉你——你可以做什么，你不可以做什么。

为了坚守自己内心的平静，我开始去阅读、提问和思考自己为什么会选择相信这些“与众不同”的观念和价值观，为什么别人会选择相信我不愿相信的那些价值观？

慢慢地，在我心中，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，多元、平等和选择便成为人生的信条。我想用行动证明，我不愿意接受这些限制，身高、性别、年龄和样貌等等不会影响我的学习能力和工作质量。我希望得到平等地对待和公平的待遇。

真正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，想清楚自己为何坚持为何相信，不要因为一两个人而影响自己，说着容易做着难，当自己真面临那样的处境时，这般的自我觉察和追问本心是不易的。

在学系主任的推荐下，我大三有幸去到台湾静宜大学修读一年。

“本土化”、“小而精”和“各领风骚”是我对台湾社工行业或是公益圈最初的印象。无论是机构的理念和宗旨、项目框架规划，亦或是实务服务设计都体现着他们“in the place（在地化/本土化）”的服务要求，都体现出他们对美好社会的追求。

“在地化”的服务（如长期照顾）意味着强调个别化和差异性，因此在社区里，规模庞大和科层制复杂的大机构模式逐渐被小型机构模式取代，小型机构灵活性较强、约束较少，更适合在社区扎根。小机构的目标往往都很明确，只做一件事或只专注于某个方向，更能专注于服务本身。而大机构则在家暴防治危机介入、救灾、早期疗育等议题上发挥着社会倡导的责任和资源调控的优势。

而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，在台湾公益是不需要呼吁的。台湾的志工，也就是我们的义工，几乎都是怀着纯粹的奉献精神而自发的去参与服务。公益组织和社会团体是志愿者们组成志同道合的、彼此合作的团体，而不是被呼吁者与被呼吁者之间成管辖关系的机构。他/她们相信公益或者社会活动并不是对社会的责任，而是发自内心地对更美好的社会的追求，更高大上地说是自我对追求真善美的人性的解放。抱着诚意坚定地要做公益的人不用呼吁也会来，而犹豫不决、只是为了更“好看”简历而投身公益的人被呼吁来了也会走。

在台湾，我看见了社工行业更多的可能性，也认识到了社工师应该是怎样的，亦让我清楚地明白我追求的更美好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，自己想要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中。

在工作的这两年里，身边的同事不断变换，有的人离开，有的人进来。社工只是一个身份认同，不在一个岗位上并不代表要完全割裂和摒弃。助人的事业不只社工一行，秉持大社工精神更为重要。我相信大社工的精神不因为你们暂别专职社工师的身份而消失，更没有忘记自己对更好地生活、更美好的社会的追求。

藉此，我希望向正在和我并肩作战或正在追求其他自我实现的你们说，希望我们一直关心他人，关心自己，关心在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；希望我们一直相信在社会里，每个人都是相互联结着，每件事都有着某种联系，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不公义的事情，也许我们也有责任；希望我们在面对不公义、压迫时，起码不要假装不公义、压迫不存在，当我们自己有能力去改变它的时候，保持敏感度，勇敢地去批判它、决绝接受它，勇敢地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。

未来不可知，但我希望我们都仍旧是“同路人”，一起追求更好的生活。

共勉之。